序言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共產黨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動了大規模種族屠殺（genocide）。經中國政府操作過後的公開數據呈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即漢民族）總共逮捕了346,000人，殺害27,900人，致殘120,000人。在內蒙古各地做過社會調查的歐美文化人類學家們則認為被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屠殺的蒙古人受害者總數達10萬人。筆者曾經在日本編輯出版了兩本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為「文革」）被害者報告書，通過用社會學抽樣調查方法探討自治區東部呼倫貝爾盟和基層人民公社的被害者情況，得出的結論與歐美文化人類學家的結論相同。這些數據裡並不包括「遲到的死亡」，亦即致殘者120,000人的命運。蒙古人的民族集體記憶是：「文革就是一場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合謀屠殺蒙古人的政治運動」。
1966年中國政府發動文革時內蒙古自治區原住的蒙古人人口近150萬，而從長城以南侵入草原的中國人殖民者則達到蒙古人的9倍即1,300萬。所謂的自治區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儘管如此，入殖內蒙古的中國人還大膽提出，殺完蒙古人以後乾脆把內蒙古自治區改為「中國共產黨反修省」。可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所標榜的「民族區域自治」實際上以同化異族為主要目的。為了達到同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自治區，中國政府和普通中國人共同推行了一場大規模種族屠殺。
在進行大規模種族屠殺的時候，從各地傳遞到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捷報」都提到了詳盡的數字，也就是「殲滅了多少內人黨和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偉大成果」。其中的一部分，我在本系列的第一書，即《滕海清將軍有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裡提到過。但是，整個自治區和各個地區到底「殲滅」了多少「蒙古人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至今仍然未得解密，中共也不可能提供詳盡數字。
本書前半部分收入了一些文革期間即已發現並公開的關於大量屠殺蒙古人的受害情況的報告資料，比如《5•22通訊》。「5•22」一詞，源於1969年5月22日時，毛澤東做出的批示：「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毛所講的「擴大化」意指屠殺蒙古人的目的和方法正確，只是數量上超過了其預計目標。就是這樣的「5•22批示」，也帶出了零星的受害狀況。文革後，這些資料重新被政府收回檔案館封存或銷毀。
本書後半部分收集了當時屬於包頭市之土默特右旗四家堯人民公社的受害者報告。據中共政府公開之「平反」數據，四家堯人民公社總計殺害32人。尤其應該注意的是發生在該地區的有組織的性犯罪。比如說，第54號報告書如此講（本書第268-269頁）：
「（對）何四營大隊的大部分群眾進行報復。尤其嚴重的是把一位婦女趙二好秀，採用捆打吊，跪刀床刑具，最後採用騎青龍刑罰，令趙二好秀脫掉下衣，用水沾麻繩，從會陰部前後牽拉，把趙的會陰鋸通，隨即大出血，昏迷在地。曾經多次治療，現仍不能下地走步，身遭殘廢。
王西堯大隊，白高才的主要幹手張明清，親自把一名貧農社員王換存打成內人黨，公開點名讓王供出與張有意見的大隊幹部與群眾。王堅持不供，高喊「毛主席萬歲！」這些暴徒打的更兇狠了，威逼王換存死去。
還將女社員蒙族張明圪拉，白高才和張明清也作為重點，除用各種刑罰外，暴徒還採用臭名昭著的挖芯罰，將手指深入陰道，進入宮腔，把張明圪拉當時懷孕四個月的胎兒挖出來，張明圪拉身受重殘，76年死去。」
我們知道，中共是高度組織化的政黨。任何人，沒有上級黨委的命令的話，絕對不會擅自行動。因此，針對蒙古人女子的性犯罪也絕對不可能是幾個人的一時衝動。
筆者的家鄉，鄂爾多斯（伊克昭盟）烏審旗圖克人民公社殺害69人。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總共有「7盟2市1,046個人民公社」。7盟盟公署所在地和呼和浩特及包頭2市有大約幾千個遠多於人民公社人口的機關單位和廠礦企業。用社會學簡單的抽樣調查即可發現，被殺害的蒙古人數目遠不在27,900人之內。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銷毀大量屠殺證據的手段非常高明。在對受害者「平反」時往往強調「毀滅假資料」、「當眾銷毀」等。有史以來一直處在強權專制之下的「中國人民」也害怕如果留下「罪證」成為檔案的話，有朝一日執政者又會「秋後再次算帳」，因此也非常願意「當眾銷毀」對自己不利的「罪證」。如此執政者和子民奴隸們的共同願望，給中國政府提供了可以系統性地、組織性地毀滅文革罪證的機會。讀者可以從本書所收集的檔案中看出政府如何積極毀滅證據的全部過程。
蒙古人不僅經歷了大規模屠殺，還成了有組織的性犯罪的犧牲品。文革期間，母語蒙古語也遭到禁止。1948年12月底聯合國通過的〈反種族屠殺條約〉明確規定其中包括「禁止別的民族之母語權和性犯罪」。根據聯合國條約，中國政府主導的針對蒙古人的大屠殺和性犯罪明確屬於種族屠殺。
文革期間中國政府還從陝西和山西，以及河北和東三省調動大批中國人農民以「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形式有組織地進入草原，一邊屠殺蒙古人，一邊搶占草原以便開耕。文革後，政府打出「照顧」政策讓這些外來的流民定居，進一步逆轉人口結構，導致所有的人民公社皆以中國人佔絕對多數，從而建成了蒙古人不掌握任何實權的「自治區」至今。
本系列「內蒙古文革檔案」所收文獻在重新電子輸入時，已將文革期間專用的簡體字和繁體字一律統一為現行繁體字；除明顯的錯別字以外，未作任何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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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英
